2017年秋天到伦敦教书，顺道探索这“日不落帝国”的首都。走进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 Natural History Museum)，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剑龙骨头标本。沿着电梯往上，进入一个光线不断变化的火红球体中——这球代表着正在成形中的地球……

从三楼往下逛，一路看到各种展示：宇宙的起源，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和人类的演化史。我一方面吸收着各种科学新知，一方面思考：如果有一天我带着孩子来，面对这些以“真理”的姿态出现的展示说明，我该如何和孩子解释?

刺猬和乌龟

现今的基督徒，在面对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时，有两种典型的反应：刺猬模式和乌龟模式。

刺猬模式的基督徒，在遇到科学理论挑战自己的信仰时，立刻采取战斗姿态。他们首先像刺猬一样把自己卷起来(缩在自己信仰的同温层中)保护自己，同时伺机反击，辩护信仰的可靠性，强调自身对信仰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并驳斥对方的理论。

乌龟模式的基督徒，遇到挑战自己信仰诠释的科学理论时，选择漠视或沉默。这些基督徒，在学校和职场中，几乎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各种科学理论，认为这些理论是普遍真理，而基督教信仰则属于私事，属于个人的意见和选择。

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他们会把头伸出来，吸收新知，在职场和生活中使用这些知识，以便在公共空间立足。面对信仰时，则把头缩进去，认为信仰与外在世界和公共生活无关，只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教会生活有关。

尴尬的历史

巴拿研究中心的祈立文(David Kinnaman)在You Lost Me一书中，探究北美的教会为何留不住千禧世代。他提出一点：教会信徒中普遍不太谈论科学，甚至有反科学的倾向。

我认为，教会不一定反科学，但在面对科学与信仰这类主题时，要么迅速进入刺猬模式，要么进入乌龟模式，对年轻人没有恰当的引导，亦没有帮助年轻人把基督信仰与他们在学校所学到的知识相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认知体系。

久而久之，年轻人发现，课堂知识能帮助他们立足于世界，甚至改变世界。基督信仰对实际生活有什么用，他们却不知道。于是许多年轻人开始思考：要不要放弃基督信仰?还是暂时把基督信仰放在一旁?

在现今北美社会，人普遍认为，科学和信仰要么是对立的，要么是毫无关系的。这种观点，可能与教科书中如何叙述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关。比如，许多教科书把伽利略刻画成以科学对抗宗教的英雄，以望远镜所得的观测数据，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挑战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地心说”，因而受到教会的打压，最后软禁至死。

面对这些尴尬的历史，有的基督徒想与之切割，表明自己是开明之士，不是固执、偏激的宗教狂热份子。有的则替当时的教会辩护。还有的人从历史着手，力图还原真相，澄清误解(注1)。也有人承认教会过去有错误，并汲取教训，引以为鉴。

“冲突”到“关系”

近三十多年来，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许多科学家和神学家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对话。现今的焦点，其实已不在于这两者的冲突，而在两者的关系(注2)。

许多人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探索，而信仰只是个人的信念。集理论物理学家和神学家于一身的波金霍尔(John Polkinghorne)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首先，所有的科学“事实”，其实也都是经过人的诠释的，因此受到诠释者的立场和世界观等影响。

其次，基督信仰不是罔顾科学、盲目地信靠权威，而是在圣经——上帝的自我启示之基础上，发展和探索这世界。基督信仰和科学有共同的目的，都致力于认识真理(注3)。波金霍尔把圣经比喻为一本实验记录，记录了上帝向人类启示自己，以及祂介入人类历史的事件，而且是以丰富多元的文学的形式记载(注4)。

物理学家吉布森(Karl W. Giberson)和生物学家柯林斯(Francis S. Collins)认为，科学就像是绘制地图——地图力图用经度、纬度、海拔和河川位置等表达出实存(reality)的完整面貌(注5)——科学则用符号等来描述。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发展和修正，这张“地图”描述得愈来愈精细，也愈来愈接近实存。不过，它仍不是实存本身。

英国神学家Alister McGrath写道：“如同一个镜片帮助我们聚焦于宽广大地中的一点，又如同一张地图帮助我们掌握周遭地形的特色，基督教教义提供我们一种新的理解、想像和行动的方式。”(注6)若科学像描绘实存的地图，神学则是我们认知和阅读实存的透镜，使我们能清晰且客观地审视科学所描绘的地图。

鲁益士(C. S. Lewis)认为，基督信仰像是一个让人能看清楚其他事物的透镜，使人能正确地聚焦，看待这世界的一切，包括自己和他者。他写道：“我相信基督教信仰，好像相信太阳升起一般。不只因为我看见它，更是因它我看见一切。”(注7)

科学与信仰都助人认识真实，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波金霍尔用了一个简单的比喻，说明神学和科学回答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当我们看到茶壶问：“水为何在茶壶中沸腾?”自然科学式的回答是：“因为茶壶底下的瓦斯炉在加热。”另一种非自然科学式的回答是：“为了泡茶。”两种回答都是真的，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第一种答案描述了过程和因果，第二种答案则指出了目的(注8)。

一般来说，科学回答“如何”(how)，关注于过程;神学回答“为何”(why)，关注目的和意义(注9)。两者并不对立，也并非无法对话。这两者都关注真实，彼此应该是和谐一致的。因此，科学与神学虽然对“真实”有不同的洞见，却能产生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对话(注10)。

建设性对话

神学家托伦斯(Thomas Torrance)写道：“自然科学与神学科学并非敌人，而是在上帝面前的伙伴。在事奉上帝中，两者可互相学习，以期更有效地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成为更好的自然科学，成为更好的神学科学。这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惠的，因为自然科学实际上受益于神学科学，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注11)

Torrance要说的是：基督教神学对于科学发展是有助益的，能帮助科学家突破既有思维模式的限制，转向更完整的理论建构。

托伦斯举了不少例子，说明神学如何帮助科学发展。例如近年来最重要的助益是，帮助科学看到形式和存有、理论和经验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二元的宇宙观转向了整体性的宇宙观(注12)，等等。

基督教神学也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前设和基础。按照基督教神学的创造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有秩序的;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能够认识这受造的秩序;基督教神学中“人堕落”的教义，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能带着批判的态度去察验自己对真实的认知，反复查核，修正错误;新天新地的盼望，则使人肯定这受造世界的本质是美善的，将来会被完全地更新和救赎，因而人当认识、管理、保护和关怀这受造世界。

如果我们把科学比作人描述实存的地图，那么基督教神学就可比作根据上帝的自我启示所建构的地图，提供了世界的基本框架：创造、堕落、救赎、新创造。这框架使人认识万物存在的意义，引导人生的目的和方向。科学则是让人在人生的旅程中，留意周遭的事物，透过察验和探究，加深人对沿路景象的认识，激起人对创造者的敬拜和敬畏。

护教到盼望，盼望到意义

泰勒(Charles Taylor)在他的经典之作《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中说，我们已进入“世俗时代”。他不是说这个时代中，宗教信仰消失了，而是所有的信念和关于超越界(即超越人类认知的，编注)的论述，都被严格地检验、质疑和挑战。过去，“科学与信仰”的焦点是“科学挑战信仰的可信性与合理性”，今天，则是“科技使人们似乎体验到超越界。科学使人认为，一切都已解释清楚。不论在情感上或理智上，信仰无需再存在。”

在“世俗时代”中，人们认为宗教信仰也许是合理的，却是不必要的。

人普遍认为，科学能解释一切。超越界似乎没什么必要存在了。然而于此同时，人仍渴望超越此世界。于是很多人以欣赏和敬拜科学理论，替代对超越界的渴望，用科技技术刺激感官，以期感受和经历超越界(像是虚拟实境的技术和各类迷幻药物)。

年轻一代已经不在乎科学与信仰这类主题。他们在其他地方寻找“超越”的体验，徒劳却不自知。凯勒(Tim Keller)牧师说，当人宣称能看透一切时，其实他什么都看不到。他一语道出了“科学能解释一切”为何反而把人引向了虚无。

以往教会处理“科学与信仰”问题时，焦点放在护教，辩护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现今，我认为焦点应放在“意义”和“盼望”，重在帮助人意识到信仰如何在科学主导的时代，带给人真实的意义和盼望。讨论科学与信仰，不再是为信仰辩护，而是要把与超越界连结的真实盼望，以及随着这盼望而伴随的意义，带给在科学主义下成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