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not the commission of our Lord still binding upon us? Can we not do more than now we are doing?”—— William Carey

“神所托付的大使命仍然羁绊着我们吗?我们难道不能比现在所能做的再多一点吗?”——威廉克里

“大使命宪章”之前

如果要选一句经文做为宣教的不动宪纲，那一定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不知道在多少个主日讲台、宣教特会，或是属灵文章、书籍中，都提到这节经文。

这其中的关键词，必定就是那个“去”，还有“使万民”，最后是“作门徒”。每一个关键词，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在讲台上发挥一大篇。但大家较未注意到的，是在这段“大使命宪章”之前，有个十分有意思的描述。那就是，耶稣升天前，虽然在门徒眼前多次显现，但很明显的“还有人疑惑”。(参《太》28:17)

这是怎么回事?门徒们在疑惑什么?既然耶稣都已经复活，套句属灵术语，就是早已“胜过死亡权势”，呼应了千年来的弥赛亚预言，甚至当面出现在他们眼前，与他们同坐席、对话，祂所有的教训，不都已应证了天国的福音，那门徒在疑惑些什么?

过去这些年，笔者更多地参与各地跨文化宣教的动员行动，一路从北美，纽澳，新马，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过来，发觉“福音入中华，福音出中华”的异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同的期待。这是西方教会，韩国教会对于兴起的华人教会的盼望，也是普遍华人教会父老对下一辈的期许。

宣教大军在哪里？

然而，在创启地区、未得之民第一线的跨文化宣教工作者，却很纳闷：说好的宣教大军到底在哪里呢?那些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陈词，怎么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奉献呢?那些在特会高举的双手，怎么没有拉起他们的行李，背起跟随的十架来到困难之地呢?

的确，教会内还有很多议题需要去面对，诸如教会世代之间的传承与断层，“海外”教会与“内地”教会之间的误解，灵恩传统与福音派传统之间的路线争议，甚至移民教会，包括使用华语的教会与非中文为母语背景的海外二代、三代基督徒的认同问题等等，每一个问题都是真实又迫切的。但若是高声宣告：“以门训为基础的普世差传运动即将产生”，等于确认了，我们其实也只不过是在路上，距离彼岸(或是那个未然的已然)还有一段距离。

回归到差传动员，还是需要一步一脚印的与神同行。透过神的话语，让人看见每一位基督跟随者的责任，并且透过认识神，看见神的工作，包括祂在我们自己所处的场域，还有神已经透过他人与受造之物所行的大事。

至于要如何落实，真正的动员者都会同意，其实讲方法论还不如有更深刻的典范转移。两百年前到一百五十年前的“来者”，他们所处的客观的大环境(交通、科技、对于服事地与服事对象的认识等等)，都不能像今天的世界如此的便捷。我们更应该站在前人巨大的肩膀上，用更新的眼光与思维，来面对当今的宣教挑战。

三个面向四个行动

全球动员网络(Global Mobilization Network)2017年于阿联酋大公国迪拜的论坛(GMC)，提出了所谓的3D模式的差传动员论述。这三个“D”包含了Discovery(探索/发觉)、Development(发展/训练)以及Deployment(差派/部署)的3个面向。

而这3个向度里，又都包含着4个行动，“Knowing”(知)、“Being”(为)、“Having”(有)和“Doing”(行)。换句话说，动员者要与神一起同工，参与并帮助信徒逐渐认识神并且发现自己在大使命中的角色。这个过程中，信徒要开始被装备进入一个发展的季节，而动员者能在此将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来作传授。最后每一位信徒都要具策略性地被“部署”在回应大使命的不同角色中。

意思是说，每一位都有需要扮演的角色，宣教不是给少数人的“特别呼召”。过去几年我们的努力，是以台湾作为实践的“场域”，渐渐地也看见一些成果。这当中其实没有秘诀，不外乎就是跳出框架，透过网络与媒体，对于更广泛的教会平信徒做宣教认知的倡导(教育)，并且不放弃传统，透过特会、论坛、出版品等等“实体行动”，在众差会、教会、与个人之间做连结的工作。

然而，如果真要激起“宣教浪潮”，或是真如众人所期待的一波，如当年美国的“学生志愿运动”，或是韩国教会从8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今的“宣教韩国”(编者注：参作者下一篇文章《从“宣教韩国”大会看南韩教会宣教的兴衰》)。华人(中国人)宣教时代的到来，最需要的仍然是谦卑顺服神的旨意，认清教会存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