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圣经承受生命，“在世而不属世”。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亦在文化之上!
一、文化——人的产物
人一生下，就承受了两种产业，其一是上帝藉着物质世界所给予的，如阳光、空气、山川河流、森林、食物等;另一是某种传统文化给他的，如风俗、习惯、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前者属天然的，后者则是人为的。若要区别什么是天然的什么是人为的，可用一简单例子说明：河流是天然的，运河是人为的;石头是天然的，石器，比如用石磨成的箭头，是人为的。
人创造文化。文化是由人的生活习惯、思想、知识、语言、情感、经验和意志力所产生的。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化或应加上这一族群的地理环境、历史、以及民族性等成份进去。
人在某一种文化环境中生长，逐渐的，由于习惯而喜爱它，对它有浓厚的感情，因而想卫护它，扩大它的影响。文化的凝聚力使同文化中的人，不管好人或坏人，也不管教育程度高低，能够找到结合在一起的基础。
然而文化并不是绝对而不可变的东西，相反的，文化的可变性和融汇性都很大。由于近代交通工具发达，不同的民族接触频繁，地域性文化乃逐渐减退，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五、六十年前中国读书人普遍的服装是西装裤、皮鞋，配上传统的长衫，若遇大典，加上一件马褂。城里人结婚则有所谓“文明结婚”，雇洋乐队开路，(乐队常奏的调子竟是当时美国流行电影《风流寡妇》那调子)，入门照旧拜天地、拜祖宗灵位，然后闹新房、切蛋糕，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可见文化可变，新旧可以融汇。
前些年笔者访问耶路撒冷，认识了一位犹太拉比。这位拉比是美籍犹太人，对美国社会情形颇熟悉。谈话中他说：“欧洲人移居美国，第二代便完全美国化了。你们中国人移居美国，第二代多少还保留些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到第三代，中国孩子们除了仍用筷子吃饭之外，很难从他们身上闻到什么中国文化的气味。至于我们犹太人，我们居留美国十代八代仍然是犹太人，守犹太风俗，行犹太礼节。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他问我。
“这一点倒想请教。”我答。
“很简单，”他说：“美洲是欧洲的延伸，欧洲人移居美国容易适应，他们和美国白种人文化上同根。你们中国人有东方文化，儒家的传统思想成为维系你们的一种力量，但是这种以伦理哲学为核心的文化，其影响力不够深远，比不上那维系犹太民族的力量。犹太文化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所产生的凝聚力及影响远超过以伦理哲学为核心的文化。”
我对他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宗教的绝对性强，文化的可变性大，二者所产生的力量不同是当然的。在任何大都市居住过的人，都会接触到多种文化，文化的价值既然不是绝对的，适应多种文化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纽约市向被称为三“I”城市，因纽约市民多数来自三个“I”字头的国家——意大利、爱尔兰、以色列(Italy，Ireland，Israel)，所以有人说纽约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各族裔保留自己文化的一部份，也接受他族的文化，冶于一炉。
然而我们若谈东西文化，就会发现二者会有较大的距离，互相抵触的地方亦较多。中国留美同学多少会有这类经验。作者四十多年前来美，曾受友人之托带来一束以民间故事《二十四孝》为题材的国画，看看能否在美国人中卖几个钱。
有一天我约了几位同学到宿舍房间，让他们观赏我带来的国画。其中有一张叫《王祥卧冰得鲤》。王祥是个孝子，母亲有病，想吃鲤鱼，可惜时值严冬，河面结冰，无法捕鱼。于是王祥脱光了衣服躺在冰上，他的孝心感动天地，有条鲤鱼破冰跃出，让王祥拿去烧给母亲吃。我略略把这故事向同学说了，心里颇为得意，以为自己在宣扬中华文化。
同学们听后你看我，我看你，大家不发一言。过些时候，同我较熟的一位忍不住开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画家会拿这样的故事入画?在我们听来，那位王祥一定有精神病，母亲想吃鱼，那季节无鱼，就该劝她吃别的。牛排不也富有营养?再不然，开罐头鱼也成。他却脱光衣服去躺在冰上。我也爱我妈妈，要是我像你们的王祥那样做，我妈必定把我送精神病院治疗。”文化背景不同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你能说谁对谁不对?
清朝末年，大臣李鸿章访欧，那是近代东西文化接触之始。官场传说，李到英国时，英首相接待他，请他去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观赛中英相告诉李，球场上追逐着的那些球员都是英国贵族子弟，李听后愕然，说：“既然是贵族子弟，怎好让他们在那里挥汗如雨，何不请他们上这里坐，叫仆役们下去替他们奔驰?”以后李到德国，见了当时普鲁士着名政治家俾士麦。俾士麦送给李鸿章一只德国种小狼狗，还告诉李这狼狗出自高贵品种。过了一星期，李第二次见俾士麦，俾问李喜欢不喜欢他赠送的小狼狗，李答：“汤鲜得很!”原来他回大使馆后交代厨子把狼狗宰了煨汤。还好翻译官对这句话不敢据实翻译。中西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果然有这等事也不足为奇，却是说明了文化上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更谈不上有永久价值。
二、福音──上帝的恩赐
从广义讨论文化，有的时候也把宗教列入文化范畴中，视为文化的高层次，然而更多时候信仰能够超越或突破文化的藩篱。文化有浓厚的地域性或族群性，而宗教以人性人心为对象，容易越过种族或地区的范围。前些年大陆文化界有“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有些开明学者主张“人道主义”高过所谓“社会革命”，因为人的本性应被视为高过于阶级差别，而人道主义乃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
我想这种论调已颇接近于宗教意识，就是能够看到人道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应突破种族或地区的限制。各大宗教在传布各自信仰的时候，很少局限于本族群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区。回教传布越出了阿拉伯诸国范围;基督教更不用说：“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提前2：4)
好多年前葛培理牧师访问中国，在某次聚会上，有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向葛牧师提出一个问题：“请问基督教对新中国的建设会有什么贡献?”
当时葛牧师的回答是：“基督教信仰以全人类的得救为目标，人类受罪的捆绑，不能逃脱。人心空虚，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全世界都一样。基督教传耶稣救世的福音，无论那一族群，那一国家，都需要基督，都能从基督获得拯救。”这就是说“福音”并不是某一国某一族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共同的问题;福音是上帝藉着主基督赐给世人的恩典，它本身的普遍性使它突破任何型态文化的藩篱。
其次，真诚的宗教信仰，使人渴慕那具有永久性价值的事物。人虽然生活在某种型态的文化环境中，但人的终极关怀，往往使他超越了现实生活和环境。有关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归宿诸问题，不是一般风俗、习惯、法律、制度或甚至文学哲学等所能提供解答的。
既然如此，严格说来，文化，无论哪一区域哪一族群的文化，很难影响宗教信仰;因为文化的可变性大，它不是人生终极的关怀。可是，事实上，文化也常影响宗教信仰而产生正面或负面作用。
我们都关心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已经有很多教内教外学者们在热烈讨论这问题。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福音与文化”，笔者不想把基督教当作一般宗教来讨论它与中国文化间的关系，却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一般文化的关系为题，从而辨明福音的独特性与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这一点在下面会有较详细的讨论。
有一位神学家说，文化恰似一座楼房，这座楼房有三层。多数人住在第一层，这一层的人随着传统的风俗习惯生活，本能地为本身的生存及利益努力，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这层楼里的人当中，会有些较有眼光，想往上升的人。升到第二层的人愿意学习接受理智的引导，逐渐会想到与众人有关的政治、制度、道德、责任及义务问题，于是产生了文学、哲学、艺术和各家各派学说，文化的内容显得充实了。
人对自己能够创造文化这一点非常得意，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在各种学说理论中钻研，却仍然未能接触到人生的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生在世上?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为何?何处是人生的归宿等人生的终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这第二层中的才智之士于是再接再厉地往上追求，追求上第三层楼。在这里，人多少超越了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开始探索那目不能见的超自然世界的奥秘。各宗教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信条。有趣的是已经住进第三层楼的人，有的时候仍喜欢再下到第二层或第一层看一看，混一混。
人的文化生活就是这样，有时他受本性冲动及传统压力的支配，有时却顺从理性的导引，在一、二、三楼之间爬上爬下。各大宗教在探究人类终极问题时有一共同点，就是都要用人的手段和方法去探究，去分析;换句话说，要用人的方法去寻找神。既然一切仍然以人为本，在宗教问题上就自然会跟人造的文化纠缠不清，到处抵触，不协调，不和谐，怕那些住在第二、第一层楼里的人反对他们。
中国主流文化的特征是人本文化。儒家哲学讲得最多的是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等，应当维持什么关系讲得透彻极了，超过了任何民族所讲的。儒家对理想人物的造型有“君子”，有“大丈夫”，有圣贤、豪杰等。根据儒家的教训，人达到最高的成就，达到至善的境界，惟靠“修身养性”而不是靠什么超自然或外来的能力。
虽然儒家也谈到“天”，谈到“神”，但那是偶然出现的字眼，抽象而空洞，并不像希伯来文化中的上帝。旧约圣经中记载上帝怎样日日与以色列族同在同行，怎样带领祂的子民出埃及入迦南，怎样对他们的领袖们耳提面命，怎样垂听子民的呼求，怎样颁布典章律例，事无大小都过问、都指示。这样“人格化”的神，决不像儒学偶尔出现的“神”。儒家说“敬神如神在”，这话等于否定了神的存在!“如……在”是说好像有而实际没有，好像在而实际不在。
我们当然承认中国文化有许多优良传统，在人类文化史上有特殊贡献。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至于礼义廉耻等道德教训都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非但值得保留，且应当发扬光大。只是喜爱某种文化是一件事，与宗教信仰不可同日而语。
三、福音与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是不是宗教?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否认基督教是宗教。在目录学上，基督教书籍若不归入宗教项目之下，要归入哪一类?然而基督教跟世上其他各大宗教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一般宗教是人用人的方法在寻找神，基督教指示我们的却是上帝在寻找人。
从旧约《创世记》第三章上帝在伊甸园中呼叫“亚当，你在那里”开始，到新约启示录耶稣所说：“我在门外敲门……”(启3：20)，神一贯地、主动地在寻找迷失的人，而基督教的核心信息乃是“神爱世人，甚至赐下祂的独子，使所有信祂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约3：16);又说：“基督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约1：9)。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4说：“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基督降生之夜，天使宣布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路2：11)。
上面这些经文没有一处不说明人类的拯救是神主动施赐的恩典，这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福音;它不是人为的，不是用人的方法所能获取的。而这福音要传遍普天下，向全人类作见证……(太24：14)，不是只传给某一特殊种族或某一特殊文化背景的族群，而是传给万民的，文化高的、文化低的，甚至最原始、未接触到现代文明的族群，福音仍要传给他们。
有一个故事说，一群欧洲白种人到非洲偏僻丛林中行猎，看见一土人聚精会神地在读一本书，近前一看，原来这土人读的是圣经。其中一白人讥笑他说：“这本书我们早已不念了，只有落后地区的人才读。”那土人瞧他一眼，然后答：“先生，要不是这本书改变了我们，你先生早已在我肚子里了!”原来那一族本是吃人族，有宣教士去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改变了，再也不嗜人肉。
“福音原是上帝的大能!”是神藉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类的恩典;既不属于人为的，像文化是人所营造的一样，福音就不必成为任何型态文化的敌人。耶稣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而是来成全它们的真义。”
犹太人重视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日夜诵读不辍，甚至于写在额上，挂在胸前。可是这些典章诫命逐渐地变为他们的文化，没有了意义，没有了生命。耶稣来就是要把生命的福音，注入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叫他的诫命律例，那些已经僵化了的教条苏醒过来，成全它们的真义。耶稣责备犹太人说：“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你们，可是你们没有一人遵行律法!”(约7：19)其实不是他们不愿遵行，而是他们无力遵行，因为他们已经掉在一套教条中!这套教条成为他们文化的核心。文化不能给人生命，只有福音，那出自上帝大能，由耶稣基督赐予的福音，才能给予生命，使人得救!
中国传统文化有些地方颇与希伯来文化相似。历代士子熟读四书五经，诗云子曰背得烂熟，可是行不出来。前面说过，中国哲学史上谈得最多的是人伦道德问题，谈几千年了，照理中国社会人与人相处之道应该最圣善，但事实并不如此。凡在中国机关做过事，再到外国机关做事的留学生们，大抵同意这样的看法：在中国机关做事，最叫人头痛的是人事问题，多半的时间精力要花在应付人，而不是应付事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说的虽头头是道，但缺少行出来的生命力。惟有神，祂是生命的源头，才能给予生命力。主曾宣布说：“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约10：10)接受生命是信仰问题，不是文化问题。
新约《希伯来书》说，神要与以色列民另立新约。这新约跟旧约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旧约是写在石版上，而新约乃是“神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头脑里，写在他们的心坎上!”(来8：10)写在石版上的也许成为文化资产，写在心坎上的会成为有生命的信仰。
笔者想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此文。圣经说过“太阳照好人亦照坏人”(太5：45)，上帝的福音，要赐给万民，不论是生活在哪一型态文化中的族群同样可承受福音。假设某地经历了长期旱灾，有一天降大雨，人们把各样各式的容器都搬出来接雨。容器有大有小，有木制的也有泥土造成的，也有各种形状，种类繁多，但同样可承接雨水。当然有些容器也许破旧不堪，有了裂缝或漏洞，雨水进去多半漏了出来，这就要容器主人去修补了。各种容器可比喻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都需要福音。只是有些文化腐朽僵化，如受无神论支配的文化，拜偶像的文化，物欲横流的文化;福音进入这样的文化社会，恰如雨水落在腐朽了的容器，种子撒在石头上面。那么这是谁当负的责任呢?
基督徒从圣经承受生命，“在世而不属世”。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亦在文化之上!我们喜欢优良的文化传统，喜爱本国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亦愿保留某些传统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可是这一切不是我们人生的终极问题，不能领我们进入永恒生命里。所以我们要领受福音所给予的生命，作为我们在文化之上永不改变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