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现今的普通人已无法思索和理解推理性的陈述，他们是如此习惯于报纸、电视与电影所产生的那种见解和思路，以致不再能跟得上推理性与辩证性的陈述。所以我们应当给他们电影和胶片，请电影明星向他们讲话，让流行歌手给他们唱歌，要有“短讲”和见证，略有福音成分就够了。“制造气氛”才是重头戏，可以在结束的时候略微讲讲福音。

……

让我详述这一点。我对此事没齿难忘——我在此重提此事，因其有助于解释清楚—我忘不了二十七年前的一个主日早上，我在牛津大学的学院教堂讲道。我在那里的讲道与我在其他地方的讲道没有两样。礼拜一结束，我还没来得及走下讲台，校长的太太就冲过来说，“你知道吗，今天是我在这个教堂所见过的最好的事情。”我说，“你是甚么意思?”她回答说，“嗯，你知道吗，我所听过的讲道者里面，你是第一个把我们当作罪人来讲道的!”她接着说，“因为这是牛津大学的教堂，所以来这讲道的传道人都会想当然地去费尽心思准备学识丰富、理性十足的讲道，脑中把我们都当成大学问家。开场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们大多都会表示自己没有太多的学问。但是，很显然，他们都绞尽脑汁想要尽力展示他们的学识和教养。结果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感觉一无所获、无动于衷。我们听到的尽是些论文，我们的灵魂仍旧枯干。他们似乎不明白，我们虽然身在牛津，但仍然是罪人。”这话出自一位高智商的女性，大学校长的太太。

我想起一位传道人，他很善良，在一个工人阶级地区的教会服事得十分出色。后来他被召去城郊的另一处教会。我记得，过了一阵子我注意到—他到了我所属的长老会—他看上去非常疲惫紧张。一天，我们谈天时，我跟他说了我的这种感觉，他承认自己非常紧张疲倦。我说，“嗯，怎么回事?你是有经验的，你在那间教会服事了那么些年，干得很成功啊!”他说道，“哦，你看，我现在拥有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会众，我得要向生活在郊区的人讲道。”他们中间有些是高薪白领，有些是成功商人，所以搬离市区，到了城郊居住。因此，这位可怜的传道人想要为那些他所评估的人们讲出很好的、知识性的讲道。事实上我知道，他教会的人抱怨说他的讲道非常枯燥，并非他们想要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可怜的人，最终因着他这种对于讲道的错误态度，害死了自己。他的身体垮了，随后英年早逝。他讲的根本不是人们想要的，不是他们需要的，也不是他们所期盼的。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般的人不能听讲道，尤其是听不了冗长的讲道的这个问题。一年前我生病了，那时我收到了不少信件。其中有一封让我如获至宝。我想说，根据现代的标准，我的讲道理念完全错了。我常常一讲就长达四十五分钟左右，而且肯定没有把时间花在讲故事上。然而，我所宝贝的这封信来自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是她代表她自己和她兄弟写的，她的父母并不知道。信中说道，他们为我的康复祷告，希望我可以很快回到讲台。她接着说了她这样做的理由，让我眉开眼笑。她说，“你是唯一一位讲道能让我们听得懂的传道人。”按照现代的思想与理论，我并不是一个好应付的讲道者，作老师也惹人厌烦——我的讲道里有太多的推理与论证。我听说，有些人从来不带新信主的朋友来听我讲道，也不推荐那些似乎快要信的人来听。他们说，我的讲道对这些人来说太艰深了，他们一时会难以接受，等等。以后也许可以，但目前还不行。但是这里有位小朋友说，“你是唯一一位讲道能让我们听得懂的传道人。”我确信她所言不虚!

在此，我还要再强化一下这一点。我有过多次如下的经历：有些人信了主，一直来教会，在这里成长，后来他们来见我，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常常说的是，“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太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我就会问，那为甚么他们还来呢?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答复都是，“整个的气氛中有甚么吸引着我们，让人觉得这是对的。这促使我们再次到来，渐渐地，我们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吸收了真理。渐渐地，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些都很有道理。”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从讲道中得着很多，但他们多少有些收获，这些收获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他们继续不断地在理解上长进，直到现在他们能够完全享受整堂礼拜，享受全部的信息。这种事很常见，各阶层的人似乎都能够在圣灵的作用下提取他们所需要的、对他们有益的。这就是你能够向一群背景不同的会众讲道的原因。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智力水平，拥有不同的理解力、知识和文化，但他们全都可以从讲道中得益。

更进一步，这个现代思潮完全被数世纪以来的传统推翻。我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把自己说得好像是这样一样，又或者显得我们是特别与众不同的族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早已存在。如下是路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一个传道人需要有能力去简单直接地、朴实地教导没有文化的人，因为教导比劝勉更加重要。”然后他继续说道，“我讲道的时候既不关注医生也不关注法官，他们在会众里有四十多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仆人、女佣和孩子们身上。如果有学问的人听了觉得不满意，那么，门开着。”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有些“医生和法官”也许感觉讲台上的传道人没有足够重视他们。但是，智能的传道人会关注仆人、女佣和孩子们。如果哪位学问渊博的人觉得他一无所获，那么他就是在定自己的罪，罪名在于他不属灵，无法接受属灵的真理。他是如此“自高自大”，被知识冲昏了头脑，忘记了他也有心灵与灵魂。他定自己的罪，假如他走掉了，那么他就是失败者。当然，我在此假定这位传道人的确是在传讲神的话语。

让我用一件亲身经历来加强这一点。奇怪的是，这仍然发生在牛津大学。一九四一年，我受邀在一次大学宣教聚会中讲道，我被分在星期天晚上讲道，那是第一堂聚会，地点在在圣玛丽教堂，着名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也就是之后的红衣主教纽曼—还在英格兰教会的时候曾经在此讲过道。当然，会众主要都是学生，我对他们的讲道，与我在其他地方的讲道没有两样。主办方安排并宣布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聚会结束后退到教堂后面的一个房间去。届时，牧师和我都到了那里，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但是那里却人满为患。牧师就坐，问他们有没有问题。马上，就有一位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我后来发现他学的是法律，是牛津大学联合辩论社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个社团是未来的政治家、法官、律师和主教学习公共演讲和辩论的地方。他的衣着和姿态表明了他的身分。他站起来，说他有一个问题。他提问的时候，身上具有一位辩手的优雅和精致的特征。他说了一些恭维讲员的话，他十分欣赏这篇讲道，但是这篇讲道给他的心里带来一个很大的疑难与困惑。他非常满意这堂道，他也承认讲章准备得上佳，道也讲得很棒，但他真的不由得觉得，如果这篇道讲给农场工人或是其他人听，也许无法发挥出相同的效果。问完他马上就坐下了，全场哄堂大笑。主席转身等我回答。我站起来，给出了对此类态度非有不可的回复。我说，我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但是实在搞不懂提问者的难处在哪里。因为，我坦承，虽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另类，但一直以来，我都把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成是与其他人一样的、普通的，出于尘土的人，可悲的罪人。我认为，他们的需要和那些农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我特别留意，让自己此次的讲道跟我之前的讲道没有任何不同!我的回答再次使全场发出欢呼与笑声。当然，重点是他们欣赏我的话，此后我讲道的时候他们都更加留心去听。实际上，就是因为此事，我才收到邀请，要我去牛津的社团，与着名的乔德博士进行一场辩论，就是我之前的讲座中提及的。认为特定的群体需要不同的福音，这真是错到极致了。这完全违背了圣经一清二楚的教导，也完全与我们从怀特腓德、司布真等杰出传道人的传记，或是慕迪等布道家的故事中所读到的相违背。他们从未有过这种错误的区分，他们的事工给各类的人，知识分子、社会人士等等都蒙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