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 “全球领导力峰会” (The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将于8月8日召开。该峰会由美国柳溪教会(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前主任牧师比尔·海波斯(Bill Hybels)于1995年发起，至今已遍及美国140个城市及世界几十个国家，历届参加人数超过30万人次，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导力峰会之一。

《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于2018年3月最早揭发海波斯牧师的不当行为，去年总计至少有10名妇女公开指控海波斯行为不端和滥权。最初柳溪教会为海波斯牧师辩护，之后教会承认海波斯有过失并为此道歉，整个长执会及海波斯的继任者相继辞职，海波斯提前退休并缺席当年峰会。峰会主席也当场宣布峰会与海波斯牧师切割，并正式开启由第三方主导的调查。

今年的7月19日，柳溪教会新任的长执会在教会官网发布一封公开信，表示他们相信那些妇女对海波斯提出的指控。23日，柳溪教会发表所谓的最后一次声明。在这场名为“敬拜和反思”(worship and reflection)的崇拜上，教会呼吁海波斯牧师悔改，并敦促教会在和解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走在怜悯、恩典、宽恕、合一之中。

1.教会需要勇者

我个人非常欣赏比尔? 海波斯牧师的代表作《教会需要勇者》(Courageous Leadership )。

海波斯认为全方位的领袖不应只将自己的恩赐“朝下”发展，也要“向左右”发展，影响同伴。更要学习“朝上”发挥，影响那些比自己职位更高，掌握更多资源，拥有更大影响力的人。

海波斯牧师自己更是如此践行。在他的“勇敢带领”下，柳溪教会不但自己增长很快，而且服务社区，更发起了全球领导力峰会(The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其以“有效管理和领导力”为特色，吸引了很多世界级有影响力的人来分享经验，彼此交流，并透过媒体传播，结合在地化的组织运营模式，使这一峰会本身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领导力高峰论坛，对教会、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这个超越宗派、宗教的论坛，是柳溪教会最大的也是品牌性的外展(outreach)活动，为教会本身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华人教会界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教会慕名前来参观学习。

柳溪教会本身也常年被评为最理想工作场所和最佳雇主之一，说明其各项制度、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的卓越。我相信相较于很多教会和机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华人社会，在管理层面上柳溪教会一定是最优秀者，甚至没有之一。

领导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柳溪教会针对当时人们对传统教会“说教”、“无聊”、“只是要捐款”的刻板印象，根据人的信仰程度差别对待，特别针对“慕道友”即新来者，提供全新的舒适的“剧场式体验”。

其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对传统教会的“运营模式”带了巨大的冲击和更新，某种程度上讲，今天几乎所有教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这一观念上的影响。

也正因此，海波斯的性侵丑闻以及柳溪教会在此事处理上的失败案例也格外令人痛惜且值得深思。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大陆的教会逐渐浮出水面，日趋公开化、中产化，基督徒和教会希望被社会认可、被接纳、被肯定，也希望可以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产生积极的影响力。

柳溪教会因此也成为中国教会一个正面的榜样和鼓励。另一方面，海波斯强势的领导风格，也非常对味中国文化背景下，习惯于家长式领导的华人教会。或者说，中国教会仍然普遍习惯或崇尚威权和权威式的领袖。

2.教会需要仆人

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仆人领导力”的概念也被介绍到了中国教会并广为学习。如果说Courageous Leadership的关键词是“向上”的话，那么仆人领导力的关键词就是“向下”。

其核心观念是领导要像仆人一样全心服侍被领导者，关心他们所需要的，解决他们的困难，竭力达成他们的要求，从而实现整体的目标。

但“仆人领导力”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能够成功推动，一定意义上有其特有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不只是一种“精神”，而是一个系统和文化。

但在一个威权式领导文化的社会中，则很容易流为口号和宣传，难以践行。甚至被当成一种统驭术，或把做仆人当成当领袖的台阶。仆人领导也就变成“有中国特色的”的“人民公仆”。

除了文化、社会发展差异之外，我个人认为这本身也是因为“仆人领导力”的概念本身确实也更多是一种态度和心志。

要成为一位“仆人精神”的领导人，必须具备极强的学习动机和改变的意愿，以及经常的操练和实践，创造培养相应的文化，潜移默化，最终成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生命特质。

但这是比较向内的“修身”，难以评估衡量。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比较理想化的。

做领袖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随着经验的加增，个性的成熟，影响力的扩大，周围人们的爱戴，逐渐会让人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认为自己比较有抵抗力了，就会把自己放在不恰当的环境当中;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难题了，有时就会容让问题生长到严重的程度和地步;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的时候，就会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掩盖自己的过失。

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即便灵命成熟，管理完善;即便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之下。海波斯牧师和柳溪教会就是令人痛心的典型案例。

就连这次柳溪教会最新发表申明的时机，不管出于无心还是有意，都有刻意强调与海波斯牧师切割，以保障全球领导力峰会的利益考量之嫌。从领导力本身而言，也颇有可商榷之处。

3.教会是罪人的集合

人始终需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都是罪人，教会乃是一群罪人的集合。成长背景对我们的影响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往往远超过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期待。

我所尊敬的一位资深牧师曾对和我分享到，自己信主做牧师已经几十年了，但遇有事情发生，他警觉到很多时候，第一反应往往还是那些非黑即白、充满了斗争意识的“革命思想”。

生命和文化的更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更多的忍耐、谦卑和不断的自省。对于整体生命和基督教文化尚浅的我们中国信徒与教会而言，更是如此。在领导力方面，我们也深受传统政治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明白基督徒和教会的“好坏”不是由“我们的好”来定义，反倒往往是在如何面对“我们的坏”时体现。无论是“勇敢带领”还是“仆人领导”，真正的勇敢就是直面自己的软弱，真正的仆人乃是深知自己的不堪。

在此之上，主动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培养平等共治的文化，谦卑接受并欢迎外界的监督，勇敢承担责任和后果。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对中国社会而言还是个不多见的新鲜事物，对中国教会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当前的局势下，中国教会面临着更狭迫的空间和更多的压力。

一般而言，教会的运作会不得不更加隐蔽，也就容易缺乏必要的监督;会众在情感上也会更倾向强有力的英雄式的领袖，教会领袖需要需要有更多的谦卑、自律和智慧，以及更强的意愿，在透明度、公信度和领导力等方面勇于突破和成长。

4.教会不只需要勇者和仆人

近几年政府强力推动的以“五进五化”为标志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新的宗教管理条例更把对宗教活动的管理扩展到了街道等基层单位等等。

这些外在的形势也迫使教会必须更为积极地促进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上的扎根，智慧地处理和“邻舍”的关系，在社区扎根。柳溪教会是一个典型的“社区教会”，从这个意义讲，中国教会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社区。

今天我们正身处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关键时期。新媒体、人工智能、基因编程等等快速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突破性的临界点。

5G和AI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下，在可预见的将来改变的不仅是人类的沟通模式，更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认知世界的方式;当然也会对教会和宣教，以及传统的教会观、基督论、伦理学等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在解构与重构之中，对教会的发展也会逐渐产生重要的影响。或许，这些才是中国教会更大、更深、更长远的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想要有效回应这些时代挑战，家长式的领导力是不相适应的，有仆人心志的家长式领导也是不够的，甚至仆人领导力本身也是不足的。《圣经》中的许多人物，包括耶稣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可效法的榜样和理念。

中国教会也需要也有可能在领导力这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如果说管理的本质是抑恶扬善，那么领导力的本质正是“ 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 6：8)

也唯有如此，方能成为神“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