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帝的护理之中，社会的每一次变革，都是福音兴旺、教会复兴的机会。

过去的30年，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国大陆的教会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祈求上帝，在社会剧变中，中国教会能产生持久、深刻而广泛的复兴。新媒体对中国社会转变的影响巨大，也带来了教会的重大变化。

对教会的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制作与传播模式，将原有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改变为互动式。这对教会的牧养秩序与牧养模式，也产生了影响。

教会的边界，在互联时代变得模糊。教会中牧养与教导的权威，开始分化。许多牧师惊觉，自己教会的信徒，并不只在本教会接受牧养。信徒可能清早通过手机跟着一位网络名牧灵修，上班的络上听喜欢的牧师讲道，中午参加公司的团契查经，还接受某基督徒机构的婚姻辅导……信徒会在更广的信息范围内，寻求权威的支持。这种教导上的多样性，可能挑战教会内的权威，产生秩序上的冲突。教会牧者无法再专注于单个教会的牧养，不得不关注更大范围的教会生态系统。

基督徒专业机构的兴起，分解了教会牧养的职能。《21世纪的管理挑战》(Managec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的作者彼得·德鲁克(或译彼得·杜拉克)认为，机构社会的兴起，是现今社会的重要现象。各种基督徒的专业机构，增长迅速——有些机构，实际上是将原本属于教会牧养功能中的某一个功能，专业化、模块化了。这或可补足教会牧养的不足，不过也对教会的牧养权威与牧养秩序构成挑战。网络也给教会带来虚拟化危机。很多信徒对网络过度依赖。生活和交往的重心，从现实生活转向虚拟空间。信徒因而无法有真正全方位的生命更新，信仰泡沫化、信仰生活肤浅化。

圣灵不是降临在新媒体上，而是降临在信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若信仰以虚拟化的方式，取代了现实生活中的团契与委身，那么生命的榜样、见证，将变得无力，肢体的关系会遭受严重破坏。

教会受到的另一个挑战，是信徒的信仰知识碎片化与自我封闭。上帝的话语塑造基督徒的生命，这要求基督徒能系统、完整、深入地认识圣经真理。知识的碎片化趋势，却把基督徒的生命变得肤浅。

新媒体具有自主性与互联性、开放性与封闭性。其资源是开放的，人阅读时的自主性选择，则导致了封闭性——比如基督徒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强化自己的信仰与趣味的取向。因此，即使他在很多“圈子”里，也无法有更广阔的视野。他的选择偏好，不但使得他“宅化”严重，而且使他变得更自我封闭和自我中心。

信徒的委身，也呈现重叠与交叉。信徒在各个组织之间，按照优先次序做选择。多元化的团契与教会组织形态，会影响信徒对单个教会的信仰委身。在新媒体所塑造的多样性组织环境中，信徒可能会同时委身于几个教会组织和团契，因而降低了他对原教会的委身。

教会的应对与机遇

从单个教会到教会生态系统的建造

教会生态系统，包括了各种类型的教会、神学院、机构、媒体，甚至是网络团契这样的非正式组织。当新媒体带来的变革模糊了组织的边界时，教会需要从专注于单一教会，转向建造整个教会的生态系统。

在新的教会生态系统中，专业机构将迅速发展。不过，神学家与牧者(神学院和教会)，仍将扮演领导的角色——因为，他们传讲上帝的道，而上帝的道是这个生态系统的根基。

神学家与牧者为各个事工机构注入生命力，反过来，各个机构也需要有意识地与神学院及教会合作。衡量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是有否出现越来越多的健康的教会。教会应当成为这个生态系统的中心，而各个机构当在这个系统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专长。

华人教会可以在全球性的教会生态系统中受益——各种形式的新媒体、新机构，会应运而生。线上神学教育、线上辅导、线上图书馆等等，将突破政策与国界的限制，帮助世界各地的华人基督徒机构互访、交流等，也会更多。

根植“活的传统”，开创未来

教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会带来各种传统的对话与碰撞。

教会的生态系统，有助于不同阶段和状态的教会(僵硬、衰落的教会，新兴、泡沫化的教会，活泼、健康的教会……)互补。曾经有生命力，而今却僵死的教会，常因固守某种传统的形式，而非传统的本质。新兴泡沫化的教会，则在面对变化的时候，不能分辨何为干扰性、短期性的变化因素，何为本质性的、颠覆性的。

真正能开创未来的，往往是那些根植于“活的传统”的教会。活的传统，就是福音的教义在教会群体中具体而真实的展现出来的、带着地域与文化的印记、在历史中延续下来的信仰习惯。

当代中国教会正面临着传统断裂的危机。一方面因为城乡转型、时代变迁，信徒无法理解传统家庭教会“穷、苦、死”的S字J传统。另一方面，因为政治的限制，信徒对宗教改革以降的西方教会传统，颇感陌生。

我相信，健康、有活力的教会生态系统，会为当代中国教会创造出机会，使信徒与上述两个传统有更好的联结，在圣经神学、教义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等之间，产生对话与融合。在不同区域的教会和机构中，创造交汇与合作。新媒体的变革，为不同的“传统”带来新的对话。我们若藉此回到活的传统之中，我们就有可能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开创新的未来。

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

传播模式带来了秩序的改变。大众传播是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典型传播方式。这种模式很“经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葛培理式的布道，即得益于这种大众传播。这种传播模式是单向的，无法顾及受众的个性化特征，对传播对象的认识，是模块化的、抽象的。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改变了这一切。

分众传播是网络中同时发生，无数个彼此交错的、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它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的特徵。马歇尔·马克卢汉将新媒介视作人的功能的延伸，尤其是人的神经中枢的延伸(注1)。互联网的发展，会更多改变信息的传播与人的交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教会永远不会被虚拟化——新媒体带来的网络化社会，使人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更为及时。

可见，问题不在于网络，而在于当人用网络做什么，目的是什么。网络可能给人带来极强的自我封闭生活，也可以帮助信徒进行更深入、更完全、更丰富的交通。大众传播的效力，取决于谁掌握传播的工具，而分众传播的效力，在于个人性的互动。

教会不能再沿用大众传播时代的模式，将名牧的讲道大批量地复制到信徒面前，而是要装备每一个信徒，成为上帝的道的“信息媒介”(注2)。教会的牧养与宣教的需求，会更加具体而细微地呈现，时时要求每一个信徒，问自己德鲁克的经典问题：我为别人贡献什么?

牧养与教导的多样性

当信徒能轻易、即时地从网上得到大量名牧的讲道录音、录影，以及制作精良的灵修读物时，教会牧者的讲道与牧养压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事奉的本质，是对上帝呼召的忠心和信靠。无疑，上帝会使用每一个传道人，透过他或青涩或成熟的讲道，来彰显福音的大能。因此，与其视新媒体的变革为压力，不如当作机会。

媒体带来了极为丰富的信息，而中国教会传道人的装备又普遍欠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不能要求信徒只听自己教会的讲道，其他什么都不听、不看。教会要学习对信息进行甄别与管理，并且善用资源，建立起有针对性的、多层级的资源库。牧者不必、也不可能成为全能的牧养者，而是要学习怎样与专业机构、专家和媒体合作。

突破政策与文化的限制

新媒体在突破传统秩序与边界方面，优势明显。圣经的手机App，在施行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国家，下载量逐年上升。中国教会亦可期待，新媒体在宣教、神学教育等方面，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突破国家政策带来的限制。新媒体还可以组织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灵活地服事特别的宣教对象。

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带来的变革，绝不仅仅是媒体的变革，更是社会的变革，不仅挑战社会的传统秩序，也按照信息的新传播模式，构建新的秩序。教会既是按照上帝的道来建造的，当社会不知道信息变革的洪流要将自己带到哪里时，我们却知道唯有上帝的道安定在天，永远长存。这是我们在新媒体带来的变革中的真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