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约翰一书3:18 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和合本圣经)
“我们不要只在嘴上说彼此相爱，而应当用行动把真理表现出来!”(新普及译本)
“我们的爱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爱，必须是真实的爱，用行为证明出来!”(现代中文译本)
这个讲题是模仿CCTV的一个节目《爱，就要大声唱出来》。我们所处的这时代已不太讲究含蓄和深沉，而是追求个性的张扬。年轻人认为，一个不懂得表达的人，每每是一个错过机会的人。因此，爱一定要唱出来，而且得大声唱出来!
年轻人喜欢唱流行歌曲，特别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歌常常经久不衰。可是，不知大家是否留意，有些家喻户晓的爱情歌曲，其字句实在经不起推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中这样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歌词谁写的?他难道不知道月亮初一与十五是变化无常的吗，怎么能让月亮代表“我的情不变，我的爱不移”呢?更讽刺的是它最后一句说：“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一想、看一看，觉得你还是在反着唱!
有趣的是另外还有一首网络歌曲，前几年大街小巷都唱：“(副歌)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你听一听，想一想，老鼠爱大米，是一种怎样的爱?不就是为吃了你?怎么可能“只要能让你开心，什么都愿意”?开玩笑吗?想想，这些唱出来的是爱吗?最多只是“喜欢”而不是“爱”!前者更多的是为了“得到”，而后者更多的是“付出”!
爱不单是要唱出来，而应当是大力行出来!《约翰一书》3章18节的经文，不论哪一种版本，都指明一个理：爱不只在口头上而是要在行动上!
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估计没人会反对。至少我们的教义是讲爱，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上帝是爱”的基础上。有人说“圣经六十六，讲来讲去讲基督”，这话在一定意义上不错，但要是这位基督没有爱，他的道成肉身不是为了彰显“神爱世人”，那么，圣经对我们有啥意义?基督降生、复活与我又有何干?
请各位注意，当上帝说“神就是爱”时，他是以行动来配合和印证的。这个行动就是“他将自己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上帝的心意是：他要用自己无边的大爱来温暖这个已经“起了凉风”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火热的爱火点亮因罪而冰冷了的人心，他希望人们因此重新燃起爱的火花，使他们也会用神的爱去爱周围的人!
正因为此，爱，基督教不仅讲得多，唱得更多。如果你随便挑10首赞美诗，我可以保证至少有7到8首会直接或间接讲到爱。但唱得多不等于我们爱得多!扪心自问，面对丰盛之上帝大爱，人的爱显得多么卑微渺小，我们的爱每每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成了“鸣的锣”!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强调“把爱行出来”?尤其是要强调中国教会的慈善公益事工?
1、这是基于对信仰的实践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教会内有一种“关门办教”的倾向，可能是因为“文革”等受BP的历史，容易让一些信徒产生“自保”心理，以一种自我封闭、与外隔绝之态来自我防范和保护(有人喜称教会患了“自闭症”)，与社会比较隔绝，生怕被世俗冲击、被社会轻看，然后说自己是“关锁的园，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以为这样才是“贞洁的童女”、“专一爱主”。实际上分析一下，这也许是我们深层的自卑心理和不自信作怪，或者是受到一种不完整、不健康的信仰观点影响，并非上帝心意。过去在教内还有一种认识，认为教会地上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此外都是“不务正业”;或者认为，只有当社会服务成为传福音的手段时，其所做的才有价值。其实，这也是不全面的说法。试想，耶稣在地上除了讲道之外，做了那么多善事，那些被医治的人也不见得人人都信，难道这样，主所做的就没有价值了吗?
不正确的神学观会捆绑基督徒行善的手脚，这在圣经上早有例子。如约拿不肯去尼尼微，绝对不是因为他偷懒或怕死，而是因为他不全面的神学观。他愿意与神同行，有“行公义”的侠肝义胆，却缺少了“好怜悯”的慈爱心肠，其狭窄的信仰视野和心胸拦阻了他践行上帝旨意的步伐。
再说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的祭司和利未人，同样，影响他们行善的并非其心之不善，而是其见之不全。因为他们不正确的“圣俗观”束缚了他们去帮扶弱者的双手! 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并非无缘无故，正是为了削减或纠正存在于教会当中那些不整全的神学观念，真正让整本圣经向处在这个时代中的基督徒说话，而不是只让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些观念捆绑基督徒。全部圣经都在讲一个字“爱”!解决一个字“义”!肯定一个字“善”!善行是基督信仰的外化，是属灵生命的见证，也是基督教向社会提供正能量的重要体现。
2、这是基于对现实的回应
基督教在中国有慈善的传统，当年基督教在中国办了大量医院、学校、老人院等公益事业，对那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尽管如此，我们颇为遗憾地看到，因基督教近代来华传播时有意无意地卷入了相关的政治及文化冲突，让中国近代社会感受到的“福音”有所“变音”，爱的精神难以真正显现。基督教被“打包”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中，遭到中国社会及民众的反抗与谴责，人们习惯于将基督宗教视为给西方势力提供精神支撑的宗教，即将之看作“政治性”的宗教而不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宗教。“洋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认知定式。不少人以怀疑、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基督教，在政治共识和社会共建上对教会的参与并不抱有太多信心。
“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教在政治地位上的确摘去了“洋帽”，但在民众心里，基督教的“洋帽”仍然在很大范围内存在。要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还得靠基督教自身的努力。
与西方思辨传统不同，中国社会更注重一种“应用伦理”。中国人注重“听其言，观其行”、“事实胜于雄辩”、“言教不如身教”的伦理文化。所以，如果基督教只是道理讲得多、唱得多，而不见其行动，这显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尊重。
教会在地上有两个身份的精神传统：先知与仆人。前者注重说，后者注重行。基督教要将“爱的精神”落实在“仆人精神”上，以其社会行动、社会关爱来“感动中国”、赢得中国社会的理解，重建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信心与信任。
当前，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宗教处在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时期。总体上说，基督教的身影在当今社会并不明显，仍处在社会边缘。因此，需要我们在谦卑和朴实中显真情，用实实在在的奉献行动来证明基督教是“爱的宗教”。相信我们的“爱心”能带来社会对我们的“信心”，化解基督教自近代以来与中国社会因历史原因而留存的恩怨和隔膜，促成基督教与社会之间积极的双向互动、彼此理解和信赖。
“爱的行动”也有助于中国教会超越自身局限性，突破以往的封闭保守性，以便寻求理解、呼唤共融。今天的中国社会已不再排拒信仰，也对宗教持有充分的开放和吸纳之态。特别是“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的号召，给了宗教更大的正能量空间，显然给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重新定位带来机遇与挑战。我想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我们要善于捕捉和抓住机会，去谱写中国基督教新的历史。
当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宣布要颁发给一位天主教修女的时候，举世惊奇。这位修女既不参与政治，也不管国家大事，她只是默默地奉献自己，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说明了她那种为爱而奉献、为和平而服务的伟大情操值得世人敬佩和赞颂。这位修女就是有“世界最伟大的乞丐”之称的特蕾莎修女。
二十世纪40年代初期，特蕾莎修女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校长一职，但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贵族学校)，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麻风病患者、乞丐、流浪HT。她心有所感，决定“推倒高墙”，消除差距，尊重尊严。她放弃舒适的教书工作，走进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中。受她救助的人不但得到了面包、衣物，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尊严!
1997年9月5日，87岁高龄的特蕾莎修女安息主怀，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雨走上街头为她送行。葬礼那天，12个人抬着她的遗体，印度总理跪下去了，所有人跪下去了，人民尊敬她，都不敢高过她的灵柩。
修女一生享尽盛誉，她的组织有4亿多资产，10万名义工，但是她一直过着最初的简朴生活，80高龄仍然睡在地板上，自己洗衣洗碗。去世时，她的遗产只有两套会衣、一双鞋子、一只水桶、一个饭盆和一床铺盖。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走”!
她是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全世界至少有80多个国家的首脑、政府和各大领域的机构以及各方面的国际组织，向她颁过崇高的荣誉和奖项。她用“怀大爱心，做小事情”概括自己的一生。她被尊称为贫民窟圣人，她的言行在世界各国具有巨大的超出世俗想象的感召力。她的箴言字字珠玑、意韵深远、感人肺腑，全世界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阅读过她的箴言并在生活和工作中践行。不单因为她讲得好，更是因为她行得好!
爱需要行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