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教会按立信徒担任圣职，通过宣讲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举行圣礼、召集会众参与崇拜、关怀他人，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圣职的设立、产生方式，可以追溯到教会的早期甚至更远的时代。我们对这些教会传统进行查考，必将有知古鉴今的作用。

有学者曾经分析早期教会的发展模式，发觉在各地教会中确立使徒权威(即以使徒作为耶稣生活、复活、使命的见证者、传递者)的同时，以耶稣的兄弟雅各为领袖的耶路撒冷教会团体和以保罗等人为领袖的外邦团体，其领导模式存在着微妙的不同。

前者中出现以使徒为核心的长老会议与若干执事配搭共治的局面。这一局面并非教会首创，而是来自犹太的传统(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大部分人为犹太基督徒)，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摩西拣选70位长老帮助管理的传统(参出24：9)。而在主前数百年中，各地犹太社会也由各自的长老会议(公会)来管理，犹太长老的职能根据犹太古卷的讲法，是让其对上帝之道，务尽保守、解释、引用之责任。而在耶路撒冷教会中的长老的职能也大致如此，他们与使徒雅各一同议事、决策，并在若干执事的辅助下，推进教会的内外事工。

而保罗等开创的外邦教会则发展出了颇具创意的职分系统：“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林前12：28)需要指出的是，在保罗的教会系统中，也有长老的职分作为管理地方教会的负责人。有学者认为这是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影响。

随着这两种模式的彼此渗透与影响，以及使徒们的逐渐离世，到了二世纪，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开始，各教会陆续出现了三重圣职体系，即监督/主教、长老、执事，但还未出现三级圣职体系。

其中监督/主教的宣教使命被视为与上帝差遣基督、基督差遣使徒连在一起，这样就视监督/主教为使徒的继承人，使基督的临在(教训和使命)得以在历史中延续下去。而监督/主教的职权基本确定为监督城市及城市周边地区的众教会，监督/主教与长老组成长老团，作为教会的议事及决策机构，而长老也常作为主教的代表出外监管某一地方的教会事务。

后来，随着监督/主教看顾的地方幅员广大，才派遣长老常驻当地，成为地方教会的牧者(即牧师，今日许多教会牧师圣职的正式称呼仍旧是长老“presbyter”。如南印度教会、马来西亚卫理公会等)。

而执事通常是监督/主教的亲密助手，常伴主教身旁，因为当时教会中的长老虽是监督/主教的同伴，但却常有世俗工作缠身(长老在当时大多不是专职人员，只有主教和执事是专职侍奉)。

由上可见，教会传统的三级圣职在起初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亲密的同伴、协从关系，没有高低之分。需要注意的是，使徒教会中有圣职分，如教师、先知、行异能者等，到了二世纪中叶之后，在教会中逐渐消失，考其原因，教会因为处于受BP时期，且不断受到异端的搅扰，使得教会有必要化零为整，聚合力量，回应时代挑战。

在二世纪的教会文献《十二使徒遗训》中有如此的话：“选择堪当的主教及执事的人才，谦虚而无贪念，诚恳而有经验的人。让他们为你们负担先知和教师的神圣任务。因此，你们不能轻视他们，他们应该在你们之中，和古时的先知与教师一样受尊贵。”

至三世纪，在古教父希波律陀的《使徒传统》中，教会的三重圣职体制已确立，并第一次在文献中列明主教、长老、执事的产生办法(按立礼仪)。三种圣职的按立时间均放在主日，场合则总是在圣餐礼拜之中公开举行。

在主教的按立礼中，先需由在场的会众以大声喝彩的方式确认教会整体同意新任主教人选，表示教会主要圣职由会众公推产生;接着由在场的主教为候任主教按手于头上，祈求圣灵临格，帮助候任主教克尽己任;在祈祷的内容中，把主教应尽之责全数罗列。

在对长老的按立中，由主教按手于候任长老的头上，并祈祷圣灵临格，祈祷还引述摩西拣选七十长老的事迹(参民11：17--25：路10：1--20)，在此过程中，在场的其他长老也参加按手。按立执事的过程与长老的大致相同，在祈求圣灵恩赐的祷告中会提示执事的职分，只是按手者只主教一人，由此可看出执事与教会监督/主教的紧密关系。

希波律陀的记录反映了早期教会圣职制度与产生办法的基本状态。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确定按立主教须由三位主教参与按手，而安卡拉会议(Ancyra Council，314年)则赞成那些没有主教之职，但有主教德能的人也可参与按手。

之后，由于基督教的合法及国教化，各主要城市教会的主教地位急剧提升，所辖教会迅速增加，主教分身无术，越来越趋向派遣长老驻扎当地进行管辖。这些都成为圣职制度由“三重”走向“三级”的原困。

而圣职的按立礼仪也日为形式化。

由上可知，早期教会圣职的设置可说是“其来有自”，但其形成的原因又各不相同。主教权威的确立来自教会对如何延续基督福音使命的关切，长老的设置则沿袭了旧约犹太社会管理的机制，而执事的确立，则体现了教会发展壮大所带来的现实需要。

三种职分的配搭合作，构成了早期教会积极回应外界挑战、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今日的中国教会在思考自身建设，特别是与圣职相关的建设议题时，早期教会的经验不应该为我们所忽视。

如果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各种圣职的设立源于圣灵的恩赐，目的在于建立基督的身体、服务上帝的子民，本无所谓职位的高低。难怪现今教会牧师的一种称呼“minister”，考其词源是来自“minor”，就是“作小”，成为服侍他人的人。

在教会中担侍奉之责的同工应看重自己圣职身份所宣示的圣灵的恩赐与临在，如为职权高低产生纷争，则忽略了职分的源头。此外，圣职的担负也有赖于圣灵的临格。

有教会礼仪学家认为：“按立礼仪对于圣灵工作的见证，比圣餐礼仪更加贯彻一致。”在按立礼中，可见的行动是主礼人或按立者将手置于候任人的头上，这代表来自教会的任命和职务的授予，但同时也是教会以此行动呼求圣灵将相关恩赐倾注在候任者的生命之中，使其堪当管理、牧养、服侍上帝教会的重任。

正因为按立礼体现了圣灵如今运行在教会之中，所以按立礼仪具有严肃性，这也体现在它的“不可重复”上。

在世界基督教会联台会1982年发布的文件《圣洗、圣餐、圣职》中就明确表示：“因圣职的灵恩是上帝赋予的，那么，按立是不能重复的。”

早期教会圣职候选人最早可以通过教会公众推荐产生(如米兰主教安布罗斯的授职)，圣职自古不可私相授受。到了希波律陀写作《使徒传统》时，还有会众在按立前喝彩表达认可的环节。有些教会史学家指出，当时一些神秘宗教注重颁授教职过程的“密不示人”，基督教的公开授职，是为表达其与异教截然不同。

早期教会这一“民主办教”的经验，也为后世教会所接纳，并为今日中国教会所借鉴，各地做好圣职按立工作的一大有利举措就是尝试实行公示制度，对圣职候选人就其按立申请事宜在所服侍的堂点进行公示，务使信徒广为知晓并积极参与对候选人的甄选与培育。

早期教会的圣职设置，也反映了当时教会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努力。例如使徒时代教会团体中的某些职务如先知、行异能者等，在二世纪中叶后逐渐从当时的教会中消失。可见，原有圣职的设置不是绝对不可撤废的，应根据教会切中时需的神学反省，妥善考虑：不是以前有的，今后一定要有;也不是以前没有的，今后也不能有。

自后使徒时代起，让使徒们对耶稣基督鲜活的见证能历久弥新地传承是教会所关注的，“使徒统绪”论油然而生，立论目的是让使徒信仰的如下特征得以延续：宣讲和见证福音，举行洗礼圣餐，传递圣职的职责，在祈祷、爱心、喜乐、苦难中互相沟通;服侍有病及有需要的人，促使教会合一，分享神所赐不同的恩赐。

中国教会本着圣经教训和《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所归纳的信仰，积极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传讲时代的信息，荣神益人，正是中国教会具有使徒性的表现。